多年来，我票夹里一直保存着一张面值2两的全国粮票。

每当看到它就会想起3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1973年秋，我在区革委会任业余教育干事，被抽调到县社教工作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上级要求，参加社教运动的干部必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选择住户必须是当地最贫困、觉悟高的贫下中农。

那些年，农村搞大集体，农业歉收，年底决算，每个劳动日一天所得现金2至4角。

每年人均粮食不足300斤，现金纯收入不足50元。

农民吃饭，基本上是野菜拌饭，什么侧耳根、蒿子、巴蕉蔸等等，都成了人们维持生命的代食品。

现在，从城市到农村，人们对大鱼大肉、白米、白面，都认为是很平常的生活，而在那时，人们最大的欲望就是能吃上一餐不拌野菜的饱饭。

作为社教干部，我们三分之二的时间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虽然常常吃的草拌饭，但按规定，每餐都要补给住户3两粮票，1角钱。

那时，处于而立之年的我，有着咬金嚼铁的肠胃。

每月27斤定量指标，简直是黄瓜打锣差大半堆截。

为了不寅吃卯粮，我尽量勒紧裤腰带，即使在社员家吃糠咽菜，也不敢放开肚皮吃。

当时，社教工作队有位叫余兴根的副队长，他是教育局副局长。

在工作队召开干部大会时，他见我没吃饱饭的样子，就把他爱人郑波从县里托人捎到乡下来让他加餐的10斤全国粮票全部塞到我手里，尽管我一再谢绝，但他非要我收下不可。

要知道，那个时候，10斤粮票简直是无价之宝啊！

余局长送给我的哪里是10斤粮票，分明是一位领导干部对同事对下级的一颗火热的心！

这10斤全国粮票，我自己没舍得用，招待两个村干部在公社伙食团吃饭用了8两，我到粮店“开后门”

买了九斤大米，带回老家给身患胃病的古稀老母改善生活。

剩下2两粮票，我一直夹在票夹里直到现在。

光阴似箭，一晃就是30多年，我的工作岗位经过多次变动，退休也10余年了。

听说余兴根同志从县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岗位上退休回到成都他儿女身边去了。

尽管时光已过去30多个春秋，但余兴根同志送我10斤全国粮票的事，好像就在昨天，领导同志的关爱，时时刻刻温暖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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